曹保平看上去不太高興。在說話之前，他有意頓了頓，似乎是在平復情緒。
醞釀了一會兒，他還是開口了。“青年導演應該展現的是想象力和才華，但今天的項目里有不少在類型和創意上，毫無銳氣，非常規矩。恨不得規矩到50、60年代。”此刻，這位導演已經收起了在媒體和觀眾面前常常展示的微笑，語氣里有些不滿，還有些沮喪。
去年，曹保平靠著《烈日灼心》拿到了上海電影節金爵獎最佳導演。這次回到這里，他依然戴著標志性的鴨舌帽，穿著那身迷彩風衣。只不過他的身份變成了“青年導演計劃”的評委主席，從被評獎的變成了給別人評獎的人。
在曹保平說話的同時，臺上正站著一位身材瘦高，穿著正式的男孩。他叫張弛，是一名1988年出生的編劇和導演。他剛剛陳述完自己帶來的電影項目《破浪》，講的是一個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遭遇困難和偏見后，通過組建一支中國賽艇隊，贏得勝利和尊重的故事。
這是當天所有10個展示項中的第9個，臺上臺下的人都有些疲憊。而這個聽上去略顯平庸的項目正好成了“導火索”，釋放了包括曹保平在內的幾位評委積累一天的情緒。
“你應該有一種玩的心態，想象的心態，有一種自我的表達。”坐在曹保平身邊的馬珂也提高了聲量，他是這個行業里最有名的投資人和制片人，與姜文合作了《太陽照常升起》、《讓子彈飛》、《一步之遙》等影片。
另一位評委，臺灣導演趙德胤的評價更為直接。他認為這樣的項目“市場企圖心太強”，丟掉了“膽大妄為”這個年輕人最大的本錢。
一時間，場面有些尷尬。
墻外樂園
這樣的場面，在每年的電影節都會不止一次的出現。但也正因如此，它也成了整個電影節最有趣的“節目”。
“青年導演計劃”的前身是“中國電影投目創投”，從十年前設立開始，它就是上海電影節連接年輕創作者和資本最直接的紐帶，也是整個電影節最有趣的部分之一。
資本、故事(項目)、年輕人，這些當下中國電影行業中最看中的要素，每年的六月都會通過“創投”在陰雨綿綿的上海進行一次短暫而激烈的碰撞。只不過在市場和資本的力量沒有過多介入之前，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就像是一座墻外樂園。
來到這里的大多是一些不那么規矩的創作者–楊樹鵬、彭浩翔、張猛、楊慶，在張藝謀、陳凱歌們用宏大的敘事和場面拍攝那些華語大片，占領整個市場和注意力時，這些人也在另一個舞臺上用不太流利的演說技巧推銷著展現個人獨特趣味的中國故事。
導演張猛時常會被作為上影節創投過去十年的“最佳案例”進行宣傳。他拍過的4部電影中，有兩部參加了創投：2009年的《鋼的琴》和2011年的《勝利》。
張猛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參與創投的經歷時，就像在回憶一次有趣的旅行。“當時趕到上海是后半夜1點，酒店非要第二天才讓入住。只能在外面呆著，還要一起商量第二天怎么演講啊弄啊。”張猛在今年電影節創投論壇上說。
那一年，他用一封只有40個字故事描述的郵件換來入圍機會的《鋼的琴》，在一堆入圍項目中顯得有些“另類”，許多人都無法理解幾個工人造鋼琴這樣的電影要怎么拍。
事實證明，創投這個“墻外花園”里冒出來的這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人，他們拍攝的一些“不那么主流”的電影，成了過去10年華語電影在自我敘事和文化表達上表現最突出的一批作品。
《鋼的琴》、《白日焰火》、《十二公民》、《師父》，這些來自上影節創投的項目，現在已經成了這里最好的名片。但它更大的意義在于給了這些創作者們一個可以玩耍的空間，一個能相對自由、公平地表達，競賽，獲得關注和資本的機會。
陳潔是紀經公司壹心娛樂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在過去十年，她以買家、項目方、評委等不同身份參與了幾乎每一屆的創投。
陳潔對于2006年第一次參加創投的記憶已經不深，不過她清楚記得那一年上影節的另一件事。當時她參與的影片《瘋狂的石頭》在上影節期間首映，隨后，這部小成本黑色喜劇就成了電影圈當年的最熱話題。
現在回過頭去看，《瘋狂的石頭》的成功不僅為電影圈貢獻了一個以小搏大的經典案例，也不止是捧紅了寧浩、黃渤和徐崢，它也讓當時只愿意投資大制作的資本看到了一種新的市場可能性–投資中小成本的，符合本土特質的類型片。
“中小成本國產影片的市場一下子就打開了。”導演楊慶在此前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陳潔的其中一次創投經歷，就是帶著楊慶導演和他當時的作品《公路8號》。隨后他和徐崢一起合作了影片《夜·店》，今年又憑借《火鍋英雄》成為最受追捧的年輕導演之一。
這種市場的變化同時也影響和改變了電影節創投的定位。
在2006年剛剛設立時，它的名稱是“中歐電影合拍片論壇”，因此在前幾年它主要的目的還是促進合拍。“后來一方面合拍片并不是那么好做，其實本土電影市場逐漸起來了，所以重心就開始轉移了，開始越來越關注本土電影。”上影節的創投單元負責人范靜雯告訴《深網》。
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出現了包括張猛的《鋼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徐皓峰的《師父》等等一批優秀的作品。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開始注意到這個“墻外樂園”。
新買家和錢
每年上海電影節開幕后的第一天，電影公司負責項目開發的人都會選擇早起。不過，他們并不是去銀星皇冠假日酒店的宴會廳里聽公司老板們吹噓自己的公司和這個行業前景多么美好，而是選擇溜達到幾公里外的上海展覽中心禮堂，觀看創投項目的展示。
這場展示的主角是像張弛這樣年輕的電影導演和制片人。每年有30個項目會從幾百個報名候選中成功入圍，而其中10個會成為“種子選手”，獲得8-10分鐘項目展示的機會，并接受評委的提問。買家們會在臺下觀察選手表現，記錄評委意見，然后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內約見自己想要合作的項目。
評委對于項目的質疑和建議尤為關鍵，這些提問和回答被臺下的人迅速記在了筆記本上，成為接下來他們評估項目，選擇與其中一些項目合作的重要參考。
這些人被稱為“買家”。根據范靜雯的介紹，早幾年的買家幾乎都來自電影公司，這幾年市場好了之后，越來越多電影行業外的人也“想來聽一聽”，包括風險投資公司、基金/PE，個人投資者等等。
盡管工作日程排得很滿，陳潔今年仍然留出了兩個早晨來和自己看中的項目方接洽。她說一些電影公司很早就關注到了這塊，“幾乎每次來我都能碰到萬誘引力、聯瑞等公司的朋友”。“上影節的創投在過去10年保持了一個穩定的(項目)質量，成了電影公司可以信任的平臺。”陳潔告訴《深網》。
陳潔說，今年的創投市場比較往年尤為火熱，變化異常明顯。如果從統計數字來看，明顯的變化其實從去年就開始了。
在前8年，每年項目方與買方的洽談次數一直維持在400多次，而到了去年，在項目數量并沒有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下，洽談次數一下子竄升到了630次。而今年，僅僅網上預約階段，總預約數就超過了去年總數。
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買家們的進入。
這里的新買家包括兩類。一類是由行業里有經驗的人出來創業開設的新電影公司，最典型的是去年才成立的檸萌影業。比起那些擁有好幾年項目儲備的大公司，這些新公司需要在市場上快速尋找到適合開發的電影項目。上影節創投成了集中認識這些年輕人，同時宣傳自己的平臺。檸萌影業同時也是今年五家設立現金獎項的公司之一。
與這些電影行業里冒出的創業公司給創投帶來相對積極的影響不同，還有一類“新買家”的加入，則讓范靜雯有些頭疼。
在給創投設立獎項時候，有基金公司找上門來，愿意出資100萬，獎勵給10個項目。但在聊完之后，范靜雯發現這些“買家”并沒有深入了解過上影節創投，也沒有仔細看過那些入圍項目，它們只是想借著這個平臺“圈”住一批項目和年輕人，然后在跑去資本市場說故事。
“這樣的錢反而會對項目方造成傷害。”范靜雯告訴《深網》，““太多行業外的不專業的資本的進入，其實未必是件好事。新導演們需要的是專業的指導和合作伙伴。”
為了能讓真正專業的買家更好的對接項目，創投開始在這兩年設立一些篩選機制，范靜雯半開玩笑地稱之為“黑名單和紅名單”。
團隊會根據一個公司的前一年的電影產量，此前參加創投的活躍度，參與項目數據，預約和爽約次數進行一個相對綜合的評估，把不同公司進行幾個級別的分類。“最高級別的公司我們會主動聯系請他們的人來看項目，報銷機票住宿，還可以提前看到項目情況和優先預約。”范靜雯說。
多位長期參與創投的電影公司買家都跟我們表示，基本上想聊的項目都順利預約上了。不過即便如此，也會有漏網之魚出現。
《底片》是這次創投最被看好的幾個項目之一，導演楊瀟隨后兩天的時間也都被各家公司約滿。他說自己遇到到過不專業的一個項目方，“上來就說，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你這個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是多少?”
爭奪年輕人
當內地票房以每年增加100多億的速度飛速向前，90后成為觀影主力后，優秀的年輕導演和編劇和明星一樣，成為行業里大小公司們爭相攏絡和爭搶的對象。
十年前創投剛設立時，寧浩和黃渤還是《瘋狂的石頭》里的“新人”。十年之后，他們各自成為了公司的老板，又因為扶持新人這件事，同時出現在了上影節的活動中。
就在曹保平感嘆今年創投一些項目“缺乏銳氣”的時候，幾公里外的銀星皇冠假日酒店里，演員黃渤在宣布了“HB+U”的新導演扶持計劃，計劃在三年內推10部類型片。寧浩做為好友來到現場站臺，鼓勵年輕創作者。同時，他創辦的壞猴子工作室也第一次在創投設立了單獨的獎項。
過去兩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的“青年導演扶持計劃”，到中國導演協會的“青蔥計劃”，再到阿里影業的A計劃，學院、行業協會到商業組織，都提出了要增加對于新導演的扶持。還有一些電影公司雖然沒有做類似的發布，但已經悄悄開始加速簽約年輕編劇和導演。
這種“爭奪”也蔓延到了創投市場中。一位參與過多次創投的制片人告訴我們，以往創投的項目洽談往往是大家先相互了解和試探一下，確立一個基本合作方向，真正的合作會在接下去幾個月甚到更長時間再發生。但是今年，許多買家當場就愿意和項目方簽合同。
這些樂于開出支票的公司往往都有自己的小算盤。比如楊瀟遇到一家愿意投錢的公司的條件是“要占大多數股份”，他們認為這樣有助于整體項目后面的把控。而另一些“不懷好意”的資本，則只是希望快速地把這些有賣相的項目籠絡到旗下，成為又一種可以寫進融資文件中的資源。
這也是一個相互博弈的過程。對于楊瀟這樣從來沒有和資本打過交道，第一次被放到聚光燈前的年輕電影人來說，他需要一個經驗豐富，值得信賴的人。
楊瀟找的這個人叫沈暘，她是楊瀟在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的校外輔導老師。她同時也是上影節創投的創辦者和前面七年的負責人，是把年輕人的電影送到海外的最主要推手之一。
絕大部分創投的項目沒法在國內影院中找到市場空間，走海外市場，參加電影節，然后獲獎賣海外版權，是最主流的商業回收方式。即便是在《白日焰火》票房大獲成功之后，這種模式也沒有太大改變。
沈暘工作中的一大部分就是與這些年輕導演和項目打交道，從幫助導演找錢、組建團隊，到商量去哪些海外影展，時間怎么排，怎么宣傳。她此前幾部聯合監制的來自創投的影片《東北偏北》、《少女哪吒》、《白日焰火》已經通過票房、出售海外版權和新媒體版權等形式實現了商業回收。
即便離開了創投，那些受惠于她的年輕導演仍然愿意先找她合作。最近讓她頻繁接受媒體采訪的，是一部她共同監制叫做《路邊野餐》的影片，這部影片的導演畢贛拿到了今年金馬獎最佳導演，影片在下個月就將登上內地影院。
一個有些殘酷的現實是，即便是拿到了金馬獎最佳導演，《路邊野餐》也很難取得出色的票房。沒有大導演，沒有明星，也沒有所謂的清晰的類型，從影院到發行公司對這樣的影片都不會給予過多的關注和支持。這也導致這部影片已經把上映檔期延后了兩次。
楊瀟和畢贛同為1989年，他們相識于南京獨立影展，然后因為“畢業也沒什么事”，所以他也幫著畢贛一起做了這部電影。在《路邊野餐》拿獎以后，楊瀟為其設計的長鏡頭也成了他可以在創投演示時拿出來成為履歷中的“閃光點”了。
但如同任何一個年輕導演遇到的困境一樣，在畢贛沒有成為畢贛之前，《路邊野餐》作為他的第一部作品，曾經向許多公司拋出過橄欖枝，即使只需要幾十萬，但是融資也進行得異常艱難。
“誰都想投資《白日焰火》，但問題是，你怎么知道它會成為《白日焰火》呢?”一名電影公司項目開發負責人說。
正如張猛所說，如果沒有創投，他的第一步作品可能很難出來。8年過去了，事情并沒有太多改變。
速度與泡沫
因為李安，關于中國電影行業“速度和泡沫”的討論再一次被提起。
在今年電影節的論壇上，李安特別提到了對市場太好，熱錢擁入后年輕人成長太快的擔憂。“現在市場好，大家有浮躁的感覺，爭相想出頭，我覺得這樣的話對幼苗來講有揠苗助長的影響。”李安說，“我覺得年輕的導演，你們不要太進攻進切，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
與李安同臺的徐崢，則對目前電影教育產生了更大的顧慮。他認為如果連電影學院的許多老師都沒有拍過片子，不知道劇組是什么樣的，怎么指望教出來的學生能有拍片子的能力呢?
兩位參與創投的年輕導演跟我們都談到了同一件事，如果自己想在學校期間拍攝短片或者長片，能從學院獲得的資源都及其有限。“就給你幾千塊錢，機器也借不到，還要求各種掛名。”其中一名導演說。
一個令人有些不解的事實是，已經達到每年20億以上資金規模，以促進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為目的的“電影專項發展資金”，把越來越多的錢用于獎勵那些高票房的3D電影，卻鮮有對于年輕電影人和學校教育上的投資。
著名音樂人張亞東也帶著自己的作品參加了今年的創投，他提出一個大部分年輕導演都在不斷加重的疑慮：在個人表達和觀眾趣味，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應該怎么樣去平衡?
在電影節的創投論壇上，我們已經觀察到了一些讓人不安的信號。
當這些年輕的創作者們看到不斷上升的市場，不斷涌現的票房奇跡時，已經開始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項目的商業企圖上，在創作過程中做了過多的妥協和對市場的迎合，出現了許多賣相不錯但其實個人表達和情感內核的項目。
就在今年的創投市場上，已經出現了項目預算6000萬甚至過億的影片。當評委在詢問一名制作預算6000萬項目的導演為什么要拍一部個人英雄主義電影時，他的回答是，因為中國很少有這一類型的電影。
不要給年輕電影人太多錢，尤其是第一部片子，這幾乎成了行業里有經驗的人提出的一個共識。張猛的前兩部影片加起來只花了420萬，寧浩到《黃金大劫案》時才享受到“大制作”待遇。曹保平奉勸那些在創投上希望拍6000萬，甚至過億處女座的年輕人，把錢留到后面的電影。
但是，仍然會有公司為這個瘋狂的市場買單，因為他們都想找到下一個寧浩。但許多人忘了寧浩在成為一個賣座導演之前，他首先是一個講自己故事的創作者，如果沒有《香火》、《綠草地》，或許也沒有后來的寧浩。
在今年的創投洽談時，買家們都問了楊瀟同一個問題：之后你是想繼續拍藝術片，還是拍商業片?“我說我不太明白藝術和商業的界限，但是我知道嚴肅電影的底線。”楊瀟這樣回答道。
聽到這個答案，很多人都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