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消息，據英國《衛報》報道，科技巨頭的算法對人類生活影響越來越大，我們應該怎樣應對?在最近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國際互聯網研究者協會(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第17屆年度會議上，數位與會的女性學者討論了這一話題。

　　在20世紀70年代初，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之一)對美國五角大樓越戰時期的政策進行了嚴厲批評，她說：“決策者沒有判斷力，他們只知道計算。”

　　如果決策者也玩“概率游戲”，這是發揚一種賭徒而非政治家的精神。他們“計算現實問題時憑借的是完全非理性的信心”，所考慮的范圍非常有限，忽略剩余的或潛在的問題。

　　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凱特·克勞福德(Kate
Crawford)稱：隨著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發展，科技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對科技的信心正再次變得非理性。”

　　如在對人口水平進行預測時，所采用的算法忽略了那些人和那些事物應該計算在內，包括“那些人是從監獄里釋放出來，你在醫院時能得到什么樣的待遇，你看什么樣的新聞”
等。那么，我們如何應對這個“未來50年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克勞福德及其他三位女性專家參加了國際互聯網研究者協會第17屆年度會議。讓她們產生鳴的一個話題是：隨著“機器邏輯計算將人類和非人類的統治者聯系在一起”的出現，我們面臨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克勞福德認為，最近引起國際公憤的Facebook對一張普利策獎獲獎照片的審查，只是這類問題的冰山一角。她說，在數量眾多的自動化和半自動化的幕后決策中，這是一個影響巨大的例子，“它們(機器邏輯計算)被植入在后端系統，在多個數據集的接口處發揮作用，沒有面向消費者的接口。我們根本不清楚它們如何運作及遵循什么的規則。”

　　對于這些擔憂，德國錫根大學數字媒體教授卡洛琳·格利茨(Carolin
Gerlitz)也有類似的共鳴。她說，今天的數字公司“允許我們從事某項活動，但是以精準控制、數據化(datified)和預先準備好算法的方式。他們讓一項活動可以進行，但又讓這項活動可以計算和測量。

　　荷蘭皇家科學院院長、會議主題發言人何塞·蒂克(José van Dijck)則表示，數據化(Datification)是她所謂“平臺型社會(the
platform society)”
的核心邏輯——在“平臺型社會”中，公司通過承諾提供更好和更有效的服務，在欺騙公眾的同時掩蓋自己私利，從而更有效繞過傳統機構、標準和法律。

　　何塞·蒂克及其同行有一個剛剛萌芽、迫切的想法。她們為這一跨學科研究制定了一個緊迫的日程表——在微軟研究院，克勞福德也在領導這一研究。同時，包括新萊弗爾梅未來智能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在內的許多研究機構，也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這些觀點與舊的理論有沖突，舊的理論認為這是消費者有意識的舉動，但如果是這樣，消費者理論上應該可以退出(該平臺)。然而，來自柏林公益組織Tactical
Tech的菲克·簡森(Fieke
Jansen)承認，即使是數字權力活動家也必須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聯系。全球五大高科技公司以及它們背后極為集中的財政資源，在“權力和財富越來越集中的社會中”
走在了最前沿。

　　簡森問道：“我們怎么讓它們領先那么遠。”

　　克勞福德則認為，高科技公司變得如此強大有非常實際的原因。她說：“我們正試圖把大部分責任歸結到個人身上，卻避而不談‘邪惡平臺’的問題，而在現實中，有很多原因讓個人無法承擔太多責任。(如果不使用這些平臺)人們很可能失去工作、朋友和家庭，這代價是如此之高。”她表示，即使你設法避免使用Facebook、Gmail或iPhone等，我們仍是“廣泛跟蹤的宇宙”的一分子。

　　她說：“我們仍然認為應該有機構對我們在個人層面參與這些過程負責，但我真的不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或者至少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能做的在非常迅速地減少。”

　　如果消費者選擇不充分，那么透明度是必要的，但這還不夠。克勞福德認為，我們需要尋找政治杠桿，以及能改變信息生態的集體性、共同創建的模型。何塞·蒂克則將其描述為公共價值觀的再次激發，主要通過了解、斗爭和談判的方式。菲克·簡森對此表示贊同，但強調需要普及對話，特別是通過藝術和文化方面的對話——以及當我們處理的問題無疑是政治性的時候，不再討厭政治手段。

　　在柏林，這些學者如此激烈地揭露高科技巨頭所擁有占絕對優勢、難以描述的權力，不過是得出了一個長久以來的結論：我們需要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