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制造業堪稱中國經濟的“壓艙石”，始終占據重要的經濟地位。《中國制造2025》開篇即指出，“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 202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達到31.31萬億元，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全國327萬家制造企業吸納了1.05億人就業，占總就業的27.3%，也是各行業之首。制造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順利轉型升級，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至關重要。
時間進入2021年，中國經濟迎來前所未有的內外挑戰。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中國對外投資和貿易環境壓力驟增，歐美等發達國家引導高端制造業回流本土的同時，中國低端制造業也面臨來自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國內宏觀經濟調控形勢復雜，供給側改革任重道遠。制造業的轉型中，單一技能的“藍領”和“白領”已經不能滿足智能制造時代的需求，如果讓制造業人才大規模的平穩升級，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短板，也是我們不得不迎難而上的挑戰，幸運的是，政府有關部門和部分企業已經開始找到了答案。
充沛的勞動力帶動中國制造業崛起
二戰后尤其冷戰后，美國利用其超強的經濟、政治力量和金融霸權，用跨國企業滲透進了世界每一個角落。與此同時，這些大型跨國企業也嘗到了產業轉移的甜頭，逐漸把工廠搬遷到其他國家，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優惠的稅收政策進行生產，并且使得自己的產品更接近目標市場。
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全球市場的大門向中國敞開。同時，歐美跨國企業有大量的生產外包需求，中國制造企業生逢其時，大量承接這類需求。也正是這個時候，中國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進入工廠。由于他們大多數接受過九年的義務教育，簡單培訓之后很快為成為熟練工人，成為中國制造業的中堅力量。
加之中國廣闊的市場和與日俱增的消費能力，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制造業也由此保持了火箭般的發展速度。早在 2010 年，我國制造業總產值在世界制造業總產值中就占比 19.8%，超過美國19.4%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2015 年中國制造業于世界占比已達22%，穩居世界第一位置。
可以說，經過四十余年的發展，中國制造業建立了一定的比較優勢，包括工業體系門類齊全、產業鏈完整、大批高素質低價格的熟練工人，以及強大而完善的水、電、交通等基礎設施，這些優勢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
劉易斯轉折與效率紅利——勞動力需要由量到質的轉變
但對于中國制造業而言，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挑戰。
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劉易斯將經濟發展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兩者之間的過渡稱為“劉易斯轉折”。
時下的中國正在經歷這樣的轉折。2016年中國制造業占經濟的比重峰值達到32.45%，隨后出現趨勢性下降，2019年降至27.17%。毋庸諱言，人口紅利的消失，正在沖擊著制造業的基石，數目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過去以及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這個重要角色出現市場短缺，對于整個經濟的挑戰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新技術如5G、工業互聯網、云計算、AI正在倒逼制造業進行轉型升級，中國制造業過去的數量優勢因為知識結構和技能問題在智能制造時代并不能發揮作用。
但無論怎樣，勞動力因素在過去和未來的制造業體系當中都占據首要位置，而相對于過去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未來面對更多新技術參與的勞動過程更需要對建立勞動力有效的教育培訓體系，以提升勞動力熟練使用智能化技術的能力。因此，一個適應智能化時代的完整人才培訓體系和模式才是中國智能制造是否能得到長足發展，提升勞動效率，由人口紅利轉向效率紅利的關鍵。
一個明顯的例子，美國威斯康星州給予富士康40億美元的稅務減免和其他激勵措施后，把富士康拉到美國建廠。特朗普把富士康在美國的工廠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跡，起初富士康承諾雇傭13000名工人，但富士康很快就發現在當地沒法雇傭到這么多技術工人。
并非因為美國當地沒有這么多人口，而是沒有這么多熟練的技術工人。美國制造業的衰退，由此可窺一斑。這也給中國制造業提了一個醒，人才的培養絕非一日之功。
中國智造的人才短板與破局之道
今天的中國擁有足夠多的技術工人，但更加適應未來智能制造時代的人才卻缺乏合適的教育培訓體系，一個現實的情況是，互聯網企業招走了高端人才，大型制造業企業可以消化互聯網公司挑選后的人才，而中小型制造業企業卻將長期面臨因無法支付高企的成本無法向智能化轉型，導致惡性循環。
每一個大型制造業企業背后都是成百上千個中小型制造業企業，這些中小型制造業企業的效率速度如果跟不上，會反噬大型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力。而且越是高端制造業越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不僅僅是危言聳聽，在之前有關“中國芯”的討論中，中國的芯片企業很難招到優質人才一直是公認的問題，而絕大部分的中國制造業企業面臨的問題將更加嚴峻，絕大部分的制造業企業的人力成本尚不足以與芯片企業相比，在公開市場上競爭力堪憂。
那么人從哪里來？
制造業強國德國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德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職業教育的國家，其成熟的職業教育體制被譽為德國經濟發展的“秘密武器”。德國聯邦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德國15歲以上人口中受過職業教育者為4115 .7萬人，占總數的57 .8%；大學以上學歷者(包括高等專科學校、綜合大學、技術大學和特殊科類大學畢業生)為926.5萬人，占13%。由此可見職業教育在德國的高度普及。中國和部分發達國家的實質性差距在職業教育層面尤其問題凸顯。
所以建立有效的職業教育培訓是當務之急。但今天，社會用工中招工難和就業難的問題仍然同時存在，適合人才的雇傭成本不斷升高，現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和產業需求實際上是“兩張皮“，課程內容和職業標準與生產過程脫節，亟需具有智能制造能力、具備產業鏈優勢，并具有優質組織能力的大廠來填補職業教育的空缺。
幸運的是，一些企業也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聯想集團在近期宣布啟動了面向“新IT”時代的人才培訓計劃——“紫領工程” 。該計劃面向職業教育人群，旨在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培訓符合智能制造要求的，既熟悉實際制造流程又了解相應技術理論，兼具動手操作能力和管理創新能力的復合型人才。
不難理解聯想的舉措，聯想本身即智能制造領域領頭羊，在全國各地擁有多家工廠及供應鏈企業，每年招工人數上萬人。“紫領工程”首先解決了自身及供應鏈企業的人才缺口問題，為企業長期培養符合智能制造要求的人才。
另一個層面，“紫領工程”解決的是社會層面對人才的需求。未來每年受益于“紫領工程”的人數在萬人以上，可向各行各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培養和輸送“紫領”人才，協同各方力量帶動中國制造業人才技能水平的整體提升，形成人才培育的生態圈。
據聯想透露，在聯想內部，聯想教育、聯想供應鏈和聯想公益基金會正在協同合作，貫穿職業技能人才成長的各個階段。其中，聯想教育將整合多年來在職教領域的經驗，與各地方政府及院校合作，共育智能制造人才精英。聯想供應鏈是高質量職業技能培訓的提供者和高質量就業的最終承載方。聯想公益基金會則為來自鄉村的中職、高職學生提供資助， “紫領工程”希望培養出面向新IT時代的“大國工匠”。
在全球產業鏈格局重塑的背景下，隨著生產要素的紅利逐漸消失，特別是人口紅利的釋放殆盡，中國制造業必須由大謀強，充分利用智能化技術，通過產業的智能化升級與轉型，通過“紫領”復合型人才培養，釋放出更大規模、更高質量的效率紅利。“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實現“制造強國”夢的關鍵因素是大力挖掘效率、盡快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在這里，聯想給出了具有全行業參考意義的回答，也希望更多中國企業也參與進來，讓中國制造的優勢延續到中國智造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