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一位名叫陳易的女大學生在天涯社區發帖，希望能獲得幫助來救她病危的母親，有許多網民抱以同情并進行了捐贈。但很快，ID為“藍戀兒”的神秘人士發帖說，陳易“穿的是新款的阿迪達斯和耐克，用的是手機加小靈通，還買了一副據說是500多元的帶顏色的隱形眼鏡”。“藍戀兒”列舉種種證據稱，“網絡求助是陳易精心策劃的，她騙了無數的好心人……”一時間網上輿論急轉直下，質疑、謾罵不斷，有關陳易的各種信息都被披露在網上。但事實上，陳易母親的病情屬實，確實亟需救助。

2007年5月，山西女孩郭小娟因為身患腦瘤在互聯網上獲得網友募集的15萬元，她承諾將愛心傳遞下去，病好后把剩下的錢轉贈他人。病愈出院后，小娟卻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而是帶著10萬元余款回了山西老家，并公開表示，在自己的病“完全康復”之前，不會把余款捐出。

這兩起飽受爭議的早期互聯網籌款案件中，有一個共同的參與人——網友“八分齋”。“八分齋”本是深圳的一個商人，2004年，他在報紙上讀到了一名少女的悲慘經歷，進而在網絡上為其募捐。在陳易事件和小娟事件中，“八分齋”都作為對受捐人爭議行為的調查者參與其中，而這兩起案例的結果（陳母病逝、網友準備起訴小娟）反而使得調查者被推倒風口浪尖。

舉這兩個例子，是因為最近又看到了關于水滴籌的爭議。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八分齋”的角色逐漸被大病籌款平臺替代。大病籌款行業一方面以科技手段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民間求助和施助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因偶爾爆出的不實信息、挪用款項等事件被人詬病，甚至有人表示，大病救助應當由政府部門或公益組織主導，而非社會力量參與。

提出質疑的門檻很低，但解決問題的成本很高。從目前來看，大病籌款平臺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首先，我國的商業保險遠未普及，一個人罹患重大疾病，除了直接的治療費用外，還會產生護理費、營養費等各項開支，醫保不足以覆蓋，對普通家庭來說，很可能引發家庭財政危機。在大病籌款平臺誕生之前，困難大病患者需要向社會求助時，往往是通過慈善組織、媒體或周圍的親友和社群等。但客觀現實是，一個“八分齋”能發揮的力量是微弱的，許多患者并不能匹配到有效的求助渠道，只能被動等待外界的關注。建立起人與社會間有效的求助渠道，在當前是一種“剛需”。

前段時間，南方都市報發布了一項針對大病籌款平臺信任度的調研報告，結果顯示，在1000余名受訪者中，超過九成使用過大病籌款平臺，水滴籌、輕松籌、愛心籌的使用率較高，其中，水滴籌占比68.43%。調查中有58.33%的相關受訪者在大病籌款平臺參與過三次以上的捐款。一位00后受訪者表示，大病籌款平臺充分體現了互聯網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的特點，讓更多愛心人士看到患者并為其捐款。

其次，平臺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贈與增加了一道可溯源、可追責的屏障。在上述的“小娟事件”中，網友質疑她卷走捐款，準備聯合起訴，但捐款人和受捐人之間只是口頭約定，轉贈的承諾要依賴受捐人的自覺行為，并沒有形成法律關系，即便對簿公堂也很難舉證。而大病籌款平臺出現后，對于涉嫌詐騙、挪用等行為的籌款項目能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

例如，2019年宣判的水滴籌起訴莫某某案。莫某某之子患病后，產生自付醫療費用17.7萬余元，他通過水滴籌籌得15.3萬余元，但隨后，其子因病去世，莫某某被發現將款項挪作他用，違反了大病籌款用于治療的約定用途。水滴籌將莫某某告上法庭，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判令莫某某將籌集款項全額返還，并支付相應利息。該案入選2019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認為該判決有力保護了公眾的善心，為個人求助在網絡創造了更加健康的發展空間，從個案上升到為網絡個人求助領域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大社會價值。

大病籌款行業發展至今只有八年時間，雖然有過一些問題，但確實為無數經濟困難的大病患者打開了一扇求助之門，在防止因病致貧、返貧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2021年，大病求助平臺首次出現在《關于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促進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發展和平臺間慈善資源共享，規范互聯網個人大病求助平臺信息發布，推行陽光救助。”

作為不那么典型的互聯網新興產物，大病籌款建立在“守望相助”的傳統之上，可以說極具我國特色。行業的發展需要監督和規范，但“因噎廢食”地全盤否定并不可取，不妨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繼續完善規則、封堵漏洞，持續發揮其社會價值。